南陽石蠟精細化工廠介紹，剛剛過去的一年，“中國已成為可再生能源市場的世界領頭羊。”日前，美國能源經濟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發布報告稱，2016年中國海外新能源投資同比增長了60%，增至320億美元。目前，中國擁有世界上很大的6家太陽能電池板生產企業中的5家。在太陽能、風能、水電和相關行業方面的投資已經超過1000億美元，是美國在該領域國內投資的兩倍以上。

清潔能源市場正在繁榮發展。在奪取這一市場更大份額的比賽中，美國已經遠遠落后于中國。據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估計，全球新能源領域的810萬個就業崗位，有350萬個是在中國創造的，美國創造的只有80萬個。近日，據國家能源局相關負責人透露，“十三五”期間中國可再生能源總投資規模將達到2.5萬億元人民幣。

與此形成對照的是，近年來，中國清潔能源發展中棄風棄光棄水現象不斷蔓延，且呈加劇態勢。數據顯示，2016年1～10月全國棄風棄光棄水電量達到980億千瓦時，超過三峽電站全年發電量。其中，2016年前三季度，新疆、甘肅棄風分別高達41%和46%;2016年上半年，西部五省區棄光率為19.7%，其中新疆棄光率為32.4%，甘肅棄光率為32.1%。

與此相伴，據中電聯發布數據顯示，2016年1～9月，全國6000千瓦及以上火電裝機容量10.3億千瓦，同比增長7.3%。這意味著，當前中國僅火電裝機容量已經接近整個美國的電力總裝機容量。同時，2016年四季度，電煤價格急劇上漲，電煤供需形勢一度極為緊張，全國也在整個冬季經歷了嚴峻的霧霾考驗。

多路徑破解“過剩”困局

日前，國家能源局副局長李仰哲在談及可再生能源時表示，未來要努力把三北地區的棄風棄光率控制在5%以內。其他地區基本做到不棄風，不棄光。多位受訪人士也對記者表示，要實現這個目標，多途徑解決“過剩”是關鍵。

其一，可再生能源在布局上需要優化。

本刊記者了解到，政策對此已有明確指向，未來要推進一些棄風棄光地區有序發展、適當放緩規模和節奏。國家能源局局長努爾?白克力在日前召開的全國能源工作會議上明確表示，“棄風率超過20%、棄光率超過5%的省份，暫停安排新建風電、光伏發電規模。”同時將堅持集中建設與分散建設并舉的原則，以就近消納為主。

以風電為例，預計我國2016年至2020年新增風電裝機容量8100萬千瓦以上，年均新增約1600萬千瓦，年均增速7.4%。相比“十二五”時期23.4%的實際年均增速，有較大降低。在開發方向上，將加快開發中東部和南方地區陸上風能資源。

晉能科技總經理楊立友也向本刊記者建議，在政策層面，可以適當控制棄光棄風現象嚴重地區地面電站的配額，在用電量大的東南沿海地區推廣分布式的應用;在西部地區，用電需求較弱，可以在當地鼓勵電力替代，“以電代煤、以電代油、以電代氣”，新能源產生的電力在當地消納的同時，還能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。

其二，從電網建設上加強對可再生能源接納和消納的力度。

這被業內人士認為是破解可再生能源當前困境的現實需要，同時也是支撐未來長遠發展的重要保障。國家能源局總工程師韓水表示，新出臺的電力“十三五”規劃，一大特點就是全面提升電力系統的靈活性和調峰能力。

一是加大調峰電源的建設規模。“十三五”期間建成1700萬千瓦抽水蓄能，同時將開工建設6000萬千瓦;

二是建設一部分調峰用的氣電。目前的部署大約為500萬千瓦;

三是加大燃煤電站靈活性改造力度，加大煤電調峰的能力。“十三五”期間，熱電聯產機組改造1.33億千瓦，純凝機組改造8600萬千瓦，主要用于增加“三北”地區的調峰能力。

其三，跨區交易和調度也被認為是重要途徑。

可再生能源資源集中的內蒙古、甘肅、河北、新疆、遼寧、吉林和黑龍江等地，恰好也是熱電聯產火電機組比重很大的地區。冬季，出于供熱需要，熱電聯產火電發電負荷難以降低。熱電聯產火電機組占用了發電容量空間，清潔能源消納市場空間和調峰容量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。

令人頭疼的是，可再生能源“棄電”背后的利益糾葛和羈絆。魏一鳴透露，風電、光電等企業大多屬于央企或社會資本，其利潤不歸當地政府所有且有較多稅收優惠，而發展火電會為地方帶來明顯的就業和經濟效益。這便導致了“以風補火”、“棄風限電”等現象。

對此，國家發展改革委能源所所長戴彥德則向本刊記者解釋說，經濟增速下降帶來電力需求的不旺，進一步加劇了地方之間、企業之間的利益沖突。本刊記者調研發現，特別是近年來，可再生能源大規模建設，“西電東送”從2015年起已全面形成買方市場格局。

比如，增加云電外送是消納富余水電重要的措施，但這勢必擠占廣東火電的發電空間。2015年，廣東全社會用電量同比增長1.4%，但廣東省內火電機組利用小時數不升反降，原因是“云電送粵”同比增加2%，這激化了廣東火電企業與云南水電企業，以及兩省政府之間的利益矛盾。

當然，電力傳輸技術層面的矛盾也是重要原因。國家電網能源研究院副院長蔣莉萍向記者表示，可再生能源的不穩定性是制約并網率提升的重要因素，“傳統上電網的穩定性是靠電源的可調度性來滿足負荷的隨心所欲，現在可再生能源發電也是隨心所欲的，兩個都隨心所欲的話，系統怎么運行呢?”這對電力系統的靈活性和穩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不過，在她看來，在整個系統的調度上，要提升可再生能源的消納能力，技術上并非做不到，當風電、太陽能等發電的時候，壓煤電的負荷就可以了，“如果在現有能源結構里燃煤機組壓縮10%，解決西北五省區棄風就沒有問題。”

這也意味著，燃煤機組就不能按照每年4500小時或者5000小時的負荷發電。但在現有的管理體制下，燃煤機組國家給予的是標桿電價。標桿電價是按照電煤價格確定，必須要達到一定的發電小時數，企業才能獲得合理的利潤。

“在目前的管理體制下，即便是現在能夠把電網建起來，棄風棄光等問題還是解決不了，因為你送來的電我不愿意要。”因此，在蔣莉萍看來，可再生能源棄電困境根本上還在于機制改革。